【本文来自《罗思义：决定2023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是什么？》评论区，标题为小编添加】

您说的二次分配调节方案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，中国四十年产生的富豪（私有资本积累）量超过美国二百年的根本原因是第一次分配的严重倾向性所致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还是让数据说话：我国居民劳动所得（工资）从1983占GDP的56.5%，到2005下降为占GDP36.7%，2020进一步降为GDP的24.9%（参考《中国统计年鉴》），而刚刚过去的2022，全国工资总额GDP占比进一步降为20.9%。其不但远低于美日英法（工资占比均在50%左右或以上）等富国，也大大低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。

而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同时，资本所得则反向增量同步增加（现在还要讨论让劳动者延迟退休，再多奉献、再少拿，还谈什么二次分配调节？）。

这个问题不好评论。

我以为一个原因，在于中国的发展太快。
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工资增长当然遵循经济规律，国家很难干预。一个干预手段就是规定最低工资，我印象中至少上调了两次。国家上调了最低工资线，其他岗位必然同步上调。

最近十年好像没调过了。我试着给一个原因，中国发展太快。

比如劳动密集型行业，八十年代月工资600到800，现在沿海至少得4000吧？于是这类行业或者往内地迁移，或者往东南亚迁移。比如富士康就从深圳迁移到河南，还同步提高了工资。

由于这一切发生在二代人之间，一次分配再提高，这类企业外流速度也会提高。但是劳动力素质却难以在二代人之间大幅度提高，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节，就导致相关企业难以盈利，被迫外溢。那么未能提高就业能力的一批人就会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。

高素质就业也是如此，大量高学历人员被培养出来，但是除尖端行业紧缺以外，一般高质量行业竞争激烈，因此光是大学生可就不行了，博士也开始竞争中学教师了。

还要至少一二代人社会才能走向平衡。

所以问题很对，主要手段不在二次分配，在一次分配。

但是一次分配的调节也受很多因素约束，简单比较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工资占GDP比重不合适。

我记得有一个类似问题，那就是每万元GDP能耗，二十年前还是公知话题。据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是外国的数倍，于是bebebebe。

当年我就看出问题，中国接过的是中低端企业，当然相对能耗高，国外把这类企业淘汰了，当然看起来用最少的能耗创造了最大的GDP。

可以持续吗？现实应该已经回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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